荐书人  牛浩江

　　从1740年起，孟德斯鸠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在法国，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，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。与此同时，伦敦、纽约再庞大，它们的居民也不会设想自己能够决定帝国或联邦的命运。

　　反观中国，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”、社会阶层的断裂，在背后都能找到农村凋敝的影子，一个社会肌体的大部分被淘汰、遗弃，实际上是中间阶层的出逃。

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、律师

夏尔·德·塞孔达·孟德斯鸠男爵

　　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，中央政权任命的官员只到县一级，加之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，地方事务代理人在事实上构建了一个自治单位，成为遥远政治中心和社会末梢的一道缓冲带，避免了社会肌体的僵死。 这个阶层或者是从文官集团中退下来，或者是官僚的亲友，或者是受过教育的地主，亦即费孝通先生《中国士绅》中定义的“士绅阶层”。他们的勤政修民之所以成为可能，一是来自士人阶层所执的“道统”，拥有一套通用的伦理规范，二是来自群体认同与利益共同，他们的宗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衣锦还乡与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，也使其无法不顾及生前身后名。由此，在中央政权无力和无法涉足的灌溉、安保、教会等领域，他们发挥着主导的职责。在事实上形成了与帝国统治并行的“双轨制”。

《中国士绅》

作者：费孝通

出版社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　　这一地方自治团体的崩溃，始于中央政权效率的进一步加强，先是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度将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延伸到每家门前，行使保长之职的乡绅实际上已成为一个“外来者”，他无法再抗拒来自上面的政令，对中央政府表示不同意见的途径也就由此中断。既无管辖的权利，照顾的义务也就无存。

　　而一旦地方士绅存在的土壤消失，回归桑梓、报效家乡的观念就无所依着。非工业化中国近代城市的产生又往往是由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而来，与中国经济相脱离，并对不发达地区形成强力支配。在费孝通眼中，它们实际上仍是一个“县城”，是依靠别人的消费者和寄生虫，而不是现代型的高度发展城市。

地方士绅合影

　　如此，近代中国的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同时进行，而不断输出子弟的农村则同时丧失了金钱和人才。至今，在大中型城市繁华景象的背后，这种借助强力支配而形成的“寄生性”依然存在，这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在绝对财富有所增长的农村，物质匮乏的苦难少了，被遗弃的痛苦却增加了。

　　回到开头孟德斯鸠的担忧，在18世纪的法国，逃离农村也成为普遍现象，缘由也是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消失。资产者抛下农村，千方百计在城市寻找栖身之地，而种田人一旦挣到一点财产，就令子弟进城，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。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开，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，扔在一边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在法国大革命中，恰恰是被总督们抱怨的“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”的地方贵族，后来却拿起武器保卫法国的君主制，并为之战斗捐躯，而被他们压迫却未被他们抛弃的农民此刻却跟在他们身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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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------【大家荐书】第42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