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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911年中国大革命》:给历史多些“宽容”

2017-02-27 14:04:45


荐书人  西木



  我一直都认为中国近代史是双线的历史。一条线是太平天国、义和团、辛亥革命、共产党革命的历史;另一线是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清末宪政和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文明建构史。归纳来说,就是革命与改良的历史。

  虽说是两条线,但不是完全平行,它们两者有时候是相互交织的,这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,改良主义者最后改为革命,而革命主义者中途又返回到改良,可以说,除了少数极端的例子外,大部分人无法弄清楚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。

  但作为历史研究来说,如果我们能理清这两条线的发展脉络,会更有助于后人对当时那些优秀头脑的政治抉择的理解。而《1911年中国大革命》一书,就是循着这两条线,以一种“温情”的理解,对辛亥革命期间那些优秀的头脑,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做出的抉择进行了一次考察。在作者看来,辛亥革命以最小的代价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,是各种派系的让步与妥协造就的,这体现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。



《1911年中国大革命》

作者:马勇

出版社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

  1911年的辛亥革命,是中国3000年未有之变局。它不仅结束了奴役中国长达2000年的帝制,赶跑了皇帝,建立了共和,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起点,也是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。至于推动这个转折的力量到底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,现在还有许多争论,但在官方的传统叙述中,往往推崇革命而贬抑改良。甚至将清末的“预备立宪”解读为清廷拉拢立宪派、瓦解革命的一种欺骗手段。此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,但也只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单方面阐述,当我们以国家为视角,如果能避免流血革命,使国家在平和的改良中走向民主,那岂不是更好?




图片来自网络



  事实上,当1905年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时,中国朝野上下已经看到了借立宪强国的可能,清政府对立宪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不仅在教育、经济、军事各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改革,而且取得不少成绩,如废除科举制、颁布《公司律》、编练新军等。到了1905年,政治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,慈禧甚至命镇国公载泽、户部侍郎戴鸿慈、兵部侍郎徐世昌、湖南巡抚端方、商部右丞绍英出洋考察宪政。

  然而,此时革命党的暴力活动也日趋激烈。正当五大臣将要从京城出发时,革命党人吴樾发动自杀式袭击,载泽、绍英受轻伤,吴樾则当场牺牲。我们当然不能批评以吴樾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暴力和激进,毕竟有其历史的客观性。但我也非常赞同马勇在评价吴樾时指出的,从民主政治的立场上看,革命党人力主用暴力的革命的手段去推翻一个政权,拒绝原有政权通过政治变革创新制度,无疑又显得太蛮横了些。




吴樾肖像

作者:胡适
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

  实际上,在当时除了革命同志,各界对吴樾所为都并不认同,甚至给予了谴责。吴樾袭击五大臣的事情发生后,清朝重臣端方对上海报界说:“炸药爆发,奸徒反对宪政,意甚险恶,然益证立宪不可缓也。”吴樾当然不是反对宪政,只是他以为清廷立宪,乃“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义务,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”。这里似乎让人觉得,革命不是因为“共和”,更多的是源于“狭隘的民族主义”。

  立宪没有因为暴力而停止,人员做了些许调整后,新授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再度启程,前往各国。清朝统治集团对立宪当然有所顾虑,但是考察归来的载泽在给两宫的奏折中,阐明了“立宪政治对君权无损,对皇室有利,对国家有利”的道理。其实“不论慈禧太后,还是光绪帝,当然都知道历千年而不变的道理:从来没有万世一系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,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大概真的是世界潮流,不可抗拒”。

  到了1906年,慈禧宣布“预备立宪”,1908年清廷颁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,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,此后具有议会性质的资政院和谘议局在中央与地方相继建立,晚清宪政逐步走上了正轨。



《钦定宪法大纲》


  然而,清廷终因人才凋零,皇族成员监守自盗,推出了个令世人唾骂的“皇族内阁”,以致再次失信于天下臣民。革命党人趁机造势,宣传清廷立宪果无诚意的言说。在事实面前,清廷无力争辩,民众更是不再相信。于是,当10月武昌新军匆忙起义之后,各地纷纷自立,宣布脱离清廷。而这当中,其实立宪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。

  对于袁世凯,我们以往的叙述中,大多以“窃国者”称之。但在马勇看来,再度出山的袁世凯依旧忠于清廷,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,希望通过武力迫使湖北军政府在谈判桌上向朝廷妥协,只是当南京光复,以及各省的纷纷独立,袁世凯也到了“山穷水尽”,无能为力啦,只好顺势而为,答应南方革命党人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体的条件。南北谈判随即在上海展开,但北京的帝国皇室已经变成了第三者,讨论的问题不再是大清皇帝的有无,而是优待条件的多少了。辛亥革命最终以清帝的自动退位,南北的和平统一告结,避免了更多的流血,实为中国幸事。




袁世凯肖像


  在我看来,之前的历史研究太过于注重“批判”,缺乏了人情味。当我们麻木于“非黑即白”、“阶级斗争”的历史描述后,这种“温情”的理解,让历史变得更为丰满,也更加可爱。或许,我们还可以将这种“温情”理解为是一种“宽容”,只有对历史有了宽容,才能更加积极、健康地活在当下,才能有现实的宽容,这对建立一个和谐、自由的社会至关重要。

 

  ------【大家荐书】第4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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