荐书人  牛浩江

　　在皇权时代，当政权合法性资源匮乏或需制造合法性时，统治者往往会去“问天”或“问鬼神”。后者如陈胜吴广，用帛写上“陈胜王”放在鱼肚子中，人们以为神意，首领身上自然生出光环，做皇帝也就说得过去了。忽必烈更夸张，除各处寻访“医、儒、僧、道”之外，甚至通过马可波罗向罗马教皇求援。

马可波罗肖像画

　　当然，中国历史上主流还是“问天”。在早熟的中华文明中，要当皇帝，光靠武力是不够的，须得“天与之，民与之”，所谓“天子”，只要能解决这个合法性问题，胡人做汉人的皇帝也可，少数民族入主也会被认同，事实上，他们就是这么干的。

　　其间，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最大源头，莫过于儒家。在秦一统华夏之后，儒家命运虽几经颠簸，却始终是最大的显学。中国文官集团，几乎就是儒家文化的衍生物，儒家与统治者时疏时近，一方面，儒学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知识分子集团，成为社会稳定和教化子民不可缺少的工具；另一方面，又往往有离心倾向，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，成为监督、训诫皇权的力量，让皇帝如坐针毡。直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，儒生与皇权的抗衡再输一筹。

图片来自网络

　　事实上，儒家学说并非一成不变，两千多年来，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、王阳明，虽为同源，其思想演变却是纷繁复杂、千转百折。在今天，无论庙堂还是民间，一提起儒家，下意识地言孔，而学说却时援引此后诸子的。导致我们在大谈儒学时，往往不过是盲人摸象。

　　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，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对中国时期的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做了梳理，笔者将其接续到明代，以呈现儒学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。

　　孔子时代的儒家，“礼”为“君之大柄”，是一国的政治法律，“孝”是个人、宗族与国家紧密联系的纽带，且其外延之大，统治者阐述空间充足，用起来也顺手，在“修齐治平”的人生理想促动下，儒家门徒的社会参与动机也最为强烈。

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

作者：胡适

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
　　孟子学说的核心在于“性善”，关注官能良知、强调个人地位和自我教育，在政治哲学上，更强调仁民爱物、民重君轻，并且将统治者的德行与人民的“衣帛食肉”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，对统治者的要求更具体化，给后者的压力也更大。

　　荀子论性以为“恶”，其哲学的神秘意味进一步减淡，开始“反天道”，主张征服天行以为人用，推崇“人为”过于“天然”，在胡适看来，这已经有类培根的“勘天主义”，但荀子在提倡极端的功能主义时，又轻视现代科学的“思物而物之”的精神。

胡适肖像

　　董仲舒、韩愈所处的汉唐时代，也是宗教大融合时代，儒家却进一步地与君权与天下绑在一起。

　　其后真正构成学术意义上的儒家传承者的，则是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（程颐、程颢）和朱熹，其学说以儒为表，以释道为里，归于宇宙一元论，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其时的道学家“而其乃谓已独能之”，似乎天地真理，皆在掌握。朱熹于1188年谏宋孝宗赵昚时，竟认为皇帝之无成就在于修养的功夫不够，建议“谨而察之”。

朱熹肖像画

　　明时大儒王阳明，创造了与“理学”相对立的“心学”，强调要知，更要行，知中有行，行中有知，所谓“知行合一”，二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分离。

　　由是观之，儒家思想的演变大体呈现一个从开放到内敛、从行动到保守、从社会性到心性的转变过程，其中，孔氏儒学更具统筹性和工具性，也更便于在大众中传播，自然成为其中最盛者，孔子也最易成为各方乱拜的“主教”。

孔子肖像画

  ------【大家荐书】第40期